华盛莱蒙投资基金总裁王宁先生致辞，欢迎王先生！
王宁：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参加2011中国地产金融国际论坛，在此，我谨代表华盛莱蒙投资基金，对各位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
2011注定是载入中国房地产史册的一年，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们搭建这个思想交流的平台，就是为了业界同仁能够更好地面对危机、面对未来。本届盛会得到了中国国际商会、中房协的大力支持，以及得到了莱蒙国际集团的特别支持。同时，在本届盛会当中，我们还得到了香港房地产协会的大力支持。在此，对以上单位的支持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很荣幸能够在这特别的时刻与大家欢聚一堂，一起参与中国地产金融国际论坛，愿在座的各位能够通过这个平台交流思想、得到领悟。在此，让我们进入精彩的论坛时间。
谢谢大家！
主持人：非常感谢。其实今天主办方的致辞都相当简短，大家把时间都留给后面的演讲嘉宾，希望各位能够进行非常精彩的价值的分享，这个无庸置疑。我们的嘉宾无论是龙永图先生、夏斌先生还是王小广先生，在业内的演讲的观点和实力大家都是有目共睹，在过去的经验当中都是非常值得期待的一件事情。
今天将要进行的金融对地产，拯救资本的这个主题的延伸，我们前面提到非常有想象力。全球化带给中国的机会，中国的入世功不可没，第二是拜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我们说的低端的制造业也好，整体的利润提升也好，变成了一个成为中国目前的非常稳定的基石。所以从龙先生的观察，可能可以通过一些跨行业、跨区域、国际化，甚至是有一些连结性的观点。
下面隆重的掌声邀请龙永图先生为我们首先做主题演讲，欢迎龙先生。
龙永图：各位来宾，非常荣幸地能够参加这次中国地产金融论坛。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就直奔主题，因为今天组委会让我讲一下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变革问题，我想讲三个问题，一是我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变革首先需要市场观念的变革，需要政府政策目标的优先秩序的调整。那么，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思想观念的调整呢？就是我们应该把我们过去经济发展当中更多地关注量的增长，转变到更多地关注质量的增长。当然，我们还要加一句，对于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讲，数量的增长依然十分重要。所以一旦出现经济增长缓慢的情况，我们可能会采取一些特殊的政策，而保持中国经济健康、高速、平稳的发展。所以，关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第一是思想观念的转变。也就是说，要把更多的关注数量转移到关注经济的质量。第二，政府在优先秩序的调整方面应该有所作为。过去更多地关注税收财富的增长，转变到更加关注民生，更多地关注老百姓的实惠。
因此，我认为要衡量一下我们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或者经济增长的方式是不是转变了，我想有两个基本的标准，我们要用这两个标准来衡量经济增长的方式是否转变，转变了多大的程度，这两个标准是：第一、民生的改善和提高；第二、社会的稳定和和谐。我想我们整个经济增长的方式应该围绕着这两个基本的目标来进行。比如说在政府的政策目标优先秩序上，当税收和就业发生矛盾的时候，我们会毫不犹豫地把就业放在第一位，把税收放在第二位。这就是政府对于一些政策目标优先秩序的选择，这都涉及到观念的改变、政策优先秩序的改变。
第二个问题，我想讲讲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并不意味着我们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一些基本面的改变，有很多基本的东西是不能变的，因为从战略上来讲，中国经济的增长在现阶段，一些基本的东西不能变。就像小平同志多次讲的，对一些大的问题要五十年不动摇、一百年不改变。所以对于我们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在转变、在进行探讨的时候，我们应该强调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一些基本面不能变。这个基本面就是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多年以工业化、城镇化和全球化这三个主要的力量推动的这样一个主要的经济增长方式和增长模式不能变。工业化虽然产生了很多的问题，目前制造业也碰到了很多的困难，比如说招工难的问题、比如成本上升的问题、比如人民币汇率调整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不可能阻挡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因为工业化始终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动力。
第二、城镇化的大的方向不能变，中国的城镇化率只有美国1910年的水平、日本1960年的水平、韩国1970年的水平。所以，中国的城镇化还将持续三十年、四十年甚至五十年，才能够达到发达国家整个城镇化率超过80%这样的水平。所以，中国的城镇化还将继续进行下去。不管目前的城镇化碰到的多少的困难，但是城镇化的大趋势不可阻挡。
第三、全球化推动中国经济增长这样一个基本动力也不能变。因为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就是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这样一个基本国策。目前，虽然在美国的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以后，整个全球经济出现了错综复杂的变化，但是经济全球化的大的趋势并没有变，这就是中央对于整个经济形势的基本判断。
我记得在2008年的时候，当美国的金融海啸十分严重的时候，当时中央提出来信心比黄金更加重要，而我们之所以有信心主要有两条，就是我们坚信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没有变，中国以城镇化和工业化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这样一个基本动力没有变。第二，经济全球化的大的趋势没有变。
所以我今天之所以在强调这样一个问题，主要是觉得我们需要在一些行业碰到的一些暂时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想到基本面的问题，想到基本动力的问题，比如房地产所面临的一些困难，如果我们从中国城镇化和工业化的这样一个历史长河来考虑，一两年以后、两三年以后回过头来看，这只不过是整个中国城镇化过程当中的一个小小的插曲而已。
当然，我们的工业化以增长方式的转变而作出一些调整，比如说工业化将更加重视就业的问题，我们的工业化应该更加重视环保的问题，我们的工业化应该更加重视产品的质量问题、安全问题。我们的城镇化应该消除泡沫，就是怎么样使转移的农民成为当地真正的居民，这不仅仅是使我们制造业能够留下一批优秀的蓝领工人，同时也会是中国稳定的一个基础。比如深圳，如果我们不很好地处理这个问题，如果我们让农二代继续处在一种没有活法的资格，长期处在二等公民的地位，这将是这个城市长期的随时会引爆的定时炸弹。所以这些问题我们必须给予高度重视。第二要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减少和缩小城市和农村的差别，特别是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差别。第三是更加重视城市的品质，这就是住交会的一个重要内容之一。
总之，我认为在谈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变革的时候，我们应该不要忘记一些基本的东西，不要忘记基本面，不要忘记工业化、城镇化和全球化推动中国经济继续保持20-30年8%以上的经济增长这样一个基本的东西。如果我们能够对于今后二十年、三十年，中国经济依然可以在这三个动力的基础上保持8%以上的作为，那么我们可以对任何困难都会表示一种能够克服的信心和决心。我觉得这一点对于我们业界很多同仁极为重要。
第三个问题，因为今天是一个关于金融和地产的主题，明年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十周年，所以我想借此机会讲一下金融的开放问题。我认为我们中国金融业的开放可能会对整个中国经济注入新的活力，包括对房地产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我想在今天回顾一下我们在98、99年以美国和欧盟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关于金融业的谈判当中的一些回顾。
应该说在1998、99年和美国和欧盟的谈判当中，最难的就是金融业的开放，金融业的开放有两个大类，一是关于资本的跨境自由流动的问题，也就是开放资本市场的问题。第二是增加金融行业，包括银行、保险、证券业的市场准入问题。当时因为处在严重的亚洲金融危机的背景之下，所以中央决断在开放资本市场的问题上，也就是说在开拓整个资本的跨境自由流动方面坚决说“不”。所以这是当时我们底限当中的底限。所以中国入世谈判基本上没有涉及到金融开放这样一个主要的核心问题，我们当时谈判的主要是银行、保险和证券业进入中国市场的问题。
大家可以想象，当时我们的金融业的确面临着极大的压力。在1999年，我们和美国达成协议的时候，我们整个银行业的不良资产率曾经高达38%。也就是说，中国的银行业从技术上来讲已经完全破产，从数量上讲，整个商业银行的资产总值加起来还不如一个花旗银行。我们的保险业在经过了文化大革命当中的十几年的中止之后大伤元气，也正处在规律的时期。我们当时所有的证券业加起来不如一个外国投资银行的一个公司。所以当时我们确实处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但是正是这样一种在外来压力的推动之下，中央下定决心加强对于国有银行的支持，和国有金融业的支持。所以从98年到2002年，中央连续三次注资中国银行业，大概注资超过3万亿人民币以上。而且成立了四大资产管理公司。这样我们中国的银行业和保险业逐步地走出了困境。
到了现在，应该说我们中国银行业已经可以说进入了黄金发展时期。中国的银行总资产已经排列全世界第三位，我们的银行已经成为全世界最盈利的银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把我们中国整个金融业对内对外的开放提到日程上来讲，因为从大的环境来讲，当时的大环境是亚洲的金融危机，而现在的大环境是西方的金融危机，对我们中国虽然有影响，但是没有直接的大的影响。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怎么样能够加强我们银行业、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对内开放，进一步通过结构的调整，来解决我们金融开放的问题，变得十分的重要。
大家知道，我们现在的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还是高度垄断的，我们的四个国有大的银行的金融资产占到我们整个银行业的70%以上。像平安等二十来个股份制银行，大概占了整个银行资产的23%。所以，外资银行经过了十年的奋斗，也不过占的中国2%的市场份额。而我们中国的其他中小银行经过了多年的奋斗，也不过是占5、6%的市场份额。所以整个市场结构是处在高度垄断的形态之下，而我们中国的银行业经过了十年的国家的大力扶持，应该说已经有能力，而且也有一定的抗风险能力来继续我们的银行业的对内、对外开放。
所以，在外资银行只占整个中国银行业的2%的情况下，当外资保险公司只占我们整个保险市场的4.7%的情况下，继续对外资银行和外资保险公司开放，我认为是完全具备条件的。当然，我认为更重要的是要改变结构，加强银行业和保险业的对内开放。
大家知道，美国差不多有八千多家银行，它的前十名银行只不过占整个金融资产的30%。这八千多家银行主要是为美国各个州、市的中小企业服务。从结构上来讲，我们中国两百多家银行，私家银行占了7%以上的金融资产，这样的现象肯定是不合理的。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应该花大力气来解决银行业的对外开放和结构调整问题。在这个方面我们可以有很大的可以作为的基础。
我觉得我们银行业的对外开放也好、结构调整也好，主要是为了满足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情况下，更好地适应新的形势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的银行业怎么样加大对中小企业特别是微型企业的服务的问题，因为我们大的银行从结构上就没有为中小企业和微型企业服务的机制，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只能够打造一些新的银行来满足中小、微型企业的要求，而解决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的问题，是涉及到我们中国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和创造整个社会稳定的环境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是决定我们整个经济转型是否成功的问题。所以，现在把支持中小型、微型企业当成一个重要的政治目标。
温家宝总理在温州考察的时候，认为支持中小企业是一个带有战略性的、全局性的问题。中央从来没有对支持中小企业提得那么高。既然是战略性的、全局性的，那么我们的银行业、我们的保险业应该为这个大的战略性、全局性的问题服务。所以，怎么样加快银行业结构的改组，加快它的改革步伐，加快它的开放步伐，比别的更为重要。所以我想如果我们能够再打造几个像民生银行这样大的民营银行，我想对改善整个对中小企业的服务都会是非常大的进展。当然，我们的国有银行也要改善他们的机制，来适应这样一种新的要求。
另外，我们中国正在建立一个以内需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在这样的过程中，我认为银行对促进消费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做。大家知道，美国的整个经济模式基本上是以金融来创造和培养消费，以消费来推动经济的增长，这个模式虽然有它的很多的缺陷，但是这个模式对改变经济增长的方式也有很大的参考意义，只要是我们的银行业、保险业能够成为培养和创造消费，然后以消费来拉动中国经济的发展，从而改变中国经济很多的依靠出口和投资的这样一个大的问题，我认为具有重大的意义。
所以，我们的银行业、保险业如果能进一步进行改革，进一步进行对内、对外开放，他们就能创造更多的金融产品来为老百姓服务，而不至于我们的老百姓都跑到股市、跑到房市上，从而减轻整个股市、房市的压力。从而也为我们的保险和银行业提供更多的产品，才能改变当前房地产市场的这样一个投机和其他一些造成目前房地产困难的问题。所以，我们金融业的对内、对外开放已经到了一个迫不急待的地步。我们需要我们金融业的发展，来使中国的对外经济增长方式也有一个大的变化。
我们过去更多地重视吸引外资，这当然是重要的，我们还将继续这样做，但是我们需要加快海外的投资，我们现在3万多亿外汇储备在手里面，我们就是要培养一批新的人才、新的机构，来加强我们海外的投资。我们现在的外汇储备不是多了，而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花这些钱，我们怎么样培养一批人才、培养一批机构，能够在海外进行资本的运作，在海外能够购买大量的中国需要的像石油、铁矿石这样的战略性物资，支持我们中国的企业“走出去”，都需要我们中国金融业作出重大的贡献。
总之，金融业现在的对内、对外开放，包括它的改革、它的结构调整，是进一步服务于当前的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满足更多中小企业的贷款需求、金融需求，增加更多的金融产品，来满足广大老百姓的投资需求，怎么进一步地加强培养更多优秀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和机构，来使我们的外汇储备能够逐渐地变成真正的海外资产。所有这一切，对我们的银行业都提出了重大的挑战。所以，我希望借这样一个论坛的机会，进一步地呼吁我们的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业进一步加强对内、对外的开放，而且进行深刻的结构调整，以适应新的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
我相信，只要我们中国的金融业能够坚持这样一个方向，坚持我们在十年前所开始的这样一个进程，那么我们的金融业不但会对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对于整个经济增长模式的变化，而且会对中国所有的行业，特别是房地产行业提供更多的金融支持，从而使我们的国家能够朝着一个平稳、健康、长期的发展方向前进。我想在今天的这样的会议上，因为时间关系，我只能集中讲一下关于金融业的开放和发展的问题，希望能够引起大家的关注，从而也为我们的整个产业提供新的机会。谢谢大家！
主持人：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谢谢龙部长。龙部长是直指主题，而且是拿着手表始终在看着，我想这是一个提醒我们做好时间管理的非常重要的一步，而且龙部长反复提到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变化，有赖于对于下面的各个行业的变化，现在中国的金融业在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如同现在中国的房地产业依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这两个巨大的挑战都会导致对未来整个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补充。
下面将要邀请的演讲嘉宾，首先先做一个广告，我推荐大家看他写的一本书叫《中国金融战略》，这本书卖得很好，这是相当专业的一本书，其次，在财经的书当中，现在大概已经卖到了5万册，什么概念呢？就是卖到1万册可以上网，卖到1.5万册以上就可以在网上呆两周，如果卖到5万册的话，我们初步认为这当中有很多学生及因为他的学生现在有很多都掌管着各大金融机构买去给别人。下面邀请的嘉宾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夏斌先生。
夏斌：各位上午好，一年快过去了，中国在关注明年怎么办，世界也在关注明年怎么办，就是中国的经济会怎么样，昨天我在飞机上看了《环球时报》，有一个调查，调查的结果说2016年中国的金融体系崩溃，同时也报道我们在座的可能都记忆犹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经预测过2016年中国GDP超过美国的一年。
今天我想讲的是，其实去年我曾经好象也是在这种场合讲了房地产，因为是住交会，重点是讲房地产。曾经讲到过中国房地产的健康发展方向就是以消费品为主导，这是我09年以来一直坚持的观。同时，也提示市场，如何看待中国的房地产业，可能不能用分析股市的思维来分析房地产，可能不应该用过去分析房地产的模型、数据来分析今后的房地产。一年已经过去了，现在情况出现，在座各有想法、各有判断，这里我就不展开说了。
关于中国经济会怎么样，我在7月11号《中国证券报》有个稿子，我想今天主要还是讲的这个逻辑。我在那篇文章里讲到，我说中国经济发展的主逻辑、主基调是什么，我认为美国危机以后，全球正处于深刻的、持续的结构调整阶段，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危机之后复苏没那么简单。现在连美国的主流经济学家都说危机复苏努力了4年过去了，现在还是9%，他们也曾经担心美国出现日本的十年。相比美国，在座的各位更清楚，欧洲的问题、欧元的问题比美国还安全，不管走得出来还是走不出来，欧洲的经济增长必然往下走。
美国欧元区是中国的两大主要贸易对象国，这两个地区经济不怎么样，对于我们来说，外需在减少，出口在减少，必然会深刻影响中国经济的增长。我们前几年多投放一些货币，地方融资平台的风险，中国的投资不可能再想前几年那样保持高速的增长。我们讲GDP、讲外需、讲投资，在这两个因素之下，我们就看出口，在座都知道，中央国务院关于提高消费讲了很多年，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在座的都明白，提高消费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消费力的提高还有待于很多体制的改革，在这个背景之下，外需投资受抑制，消费一下子提高不了，而我们的两极分化严重，社会消费提高有困难，同时讲和谐社会、讲以人为本，上次媒体报道是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劳工工资提高了20%左右。在座可能身边的例子很多，保姆的工资、短工的工资都在50%、100%的提高。在这个背景之下，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是一个趋势，这意味着包括资源价格的改革等等都决定了中国的商品成本要提高，加上我们在结构调整中间更多地要主张从贸易行业向非贸易行业的发展和转移：第三产业、服务业，这决定了在这个国家贸易行业向非贸易行业转化的过程中间，整个的社会劳动生产率要有所下降。这不是中国在这个阶段，其他发达国家曾经都遇到过这样的阶段。因此，概括而言，外需在减少，这是持久的、深刻的结构调整所决定的。投资不可能像2007、2009年那样保持高速的增长。消费的提高要有一个过程，成本在提高、资源价格在改革，等等一切因素决定了，我认为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决定了。
从趋势看，我国经济正处于一个从过去两位数的高增长平台，逐步走向相对稳定增长的平台。这个趋势不是经济周期的问题，这个趋势既然不是经济周期的问题，就决定了不是宏观政策所能调控的。就是说速度下来了，我想硬拖很难，过度的货币投放就埋下更多的风险。我们必须看到，这是中国经济下一步发展的必然逻辑。
这是我在今年7月11号《中国证券报》上讲的观点。为此，我提出当时的政策建议：第一，不仅仅是下半年，今后的几年，中国的货币政策都必须保持稳定的货币政策。什么意思？稍微举个简单的例子，在座因为很多不是搞金融的，我们的货币供应量我7月份说有70多万亿。通过存款准备金等制度，比如20%，给中央银行冻结起来不准在市场上流动的，加上公开市场操作的票据那就更多了。什么意思呢？这么多的货币是生生冻结起来，如果放出来，房地产市场根本不是现在这种状况。基于这个现状，作为政府决策来说，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稳健的货币政策，是保持今后经济稳定发展的一个基本的政策。
第二，财政的改革是涉及到我们结构调整的关键。涉及到我们这轮宏观调控能不能走出来，关键看财政政策，结构减水，向弱势群体倾斜，加快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制度的改革等等。
第三，由于中国的体制改革在过程之中，必然表现出非常简单的问题，中小企业融资难，特别是中小企业中的小微企业融资难，因为中国的中型企业原来的统计标准规模是很大的。所以从银行、从证监会上报国务院的数据看，社会在说中小企业融资难，温州跑路潮、鄂尔多斯的现象，等等。但是从机构报告的材料看，中小企业的融资增长规模并不减弱。什么原因？因为是中型企业和小微企业没有严格区分。现在国务院有工信部等四个部委严格区分了，我们现在要看真正稳定社会，我们对于就业率有很多贡献的，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的力度，对他们应该网开一面。
讲个数据，我跟领导讲，去年底为小微企业服务的草根金融，就是小额贷款公司，全国贷款规模2500亿，贷款增长规模超1倍，百分之百的增长，也就是5000亿，我们的贷款规模有50万亿，占多少比例，在座都会算。因此，从国家大局出发，我们在收紧银根的过程中，对整个社会有决定意义的小微企业网开一面，想尽办法放开信贷规模，让它保证正常的生产经营，当然我不是鼓励投机，让他保持增长的生产经营，来保持社会的稳定。当时地方融资平台的问题，很简单，中国的国情，曾经我在机关工作过，我相对比较了解，开玩笑地说，拍着脑袋我都知道，这么大的国家，审计署公布10.4万，银监会公布是9.7万，这个无所谓，不重要，重要的是肯定有一块钱是输掉的。怎么办？我就说不能千篇一律限期整顿地方融资平台，限期整顿，地方马上就出事，要讲究策略，心中有数。与此同时，有的专家说学西方，搞资产证券化，我说坚决不能搞，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风险是说不清的，信息是不透明的，让一般的老百姓来转嫁这个风险，风险太大，对社会稳定非常不利。
我在领导面前说，如果要做资产证券化，可以，谁提出？搞金融的机构你们互相买卖，不准把银行给地方融资平台的资产打包卖给普通老百姓，发地方债可以，但是必须依法办事，如果发地方债，信息要透明，当然现在这方面工作做得很难。细细一透明，中国三十多个省市自治区政府很多是发不了债的。大家不要轻信很多专家。十年过去了，偶然机会去了解，有的省到现在都没有还债，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说发债可以，信息透明，制度建设一时跟不上，最后的结果拍脑袋可以想出来，能发债的就是上海政府、广东政府、深圳、浙江等几个经济实力好的、财政收入高的。
最小怎么办？我认为还是资产重组，依法办事。
